惬意的传统生活是可能的

　　◤箭头分别由水泥、砖木和玻璃制成，而它们都取自被拆除的老建筑、被遗弃的旧家具。

　　从外表看，胡项城不像一位艺术家。至少，当出现在工地上的时候，暗蓝色衬衫、沾满灰尘的皮鞋以及黝黑脸庞，都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包工头。所谓“工地”，其实是上海喜玛拉雅中心外的一片空地，直至11月中旬尚在紧张营建中。工人们日夜繁忙。按照效果图，这里将出现三个朝向地面的箭头，象征着人类对地球无休止的开发。

　　这个大型装置被称作“环球箭头计划”，亦构成《这不是零——胡项城艺术展》的主体。展览表达了艺术家一直以来的思考：“人类的奋进心倘若走过头，就会自我瓦解。”

　　胡项城，生于1949年。后旅居日本和非洲等地。三十年来的作品涉猎绘画、装置、行为等造型艺术所有的领域，艺术创作之外也担任策展、教学等工作。胡项城以居住者而非旅游者的身份进行深入的文化艺术活动，在长期的艺术生涯和大量的文化艺术活动中，不断地思索、深化、升华、总结，从而指出不同地域的当代艺术家，应当有不同的任务。当代艺术家应当积极针对社会问题，寻找解决途径。

　　《这不是零》参展作品的原材料均来自民间。“我多年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穿梭，看到有意味的器物，就搜集起来。”熟悉胡项城的人都知道，此次他拿出的仅仅是他极小的一部分。在金泽镇的仓库里还有建筑构件、传统竹编、ArtDeco家具、雕花木窗，甚至100多件农具。

　　“太近的东西反倒容易被忽视。”他解释道，学术界、收藏界习惯将目光聚焦到有悠长历史的老物件上，而对百年来的器物缺乏观照。但事实是，从清末到当代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大量曾广泛流传的日常品正在消失。以“环球箭头计划”为例，箭头用废弃建筑、家具的部件制作，而构成这些部件的水泥、砖木、玻璃，本身也将被新材料取代。

　　这种更新悄然而迅速。20世纪60年代，上海郊区的农民还扛着老式农具耕作，用老式灶头做饭。房子和家中桌椅仍按传统样式打造。三十年来旧貌换新颜，“兄弟分家，谁都是要新房不要老房。因为住老房子找不着媳妇。”家用器物当然也全面电气化，电视机、电饭煲、空调、电脑等日益普及。

　　这意味着什么？胡项城认为，房子和器物凝聚了工匠的心血，渗透着普通人的情感。它们浓缩了传统的生存方式。因此，器物更新的背后是生存方式的变迁。

　　其影响之深刻超乎想象。“传统礼俗往往要在传统的建筑空间里，利用传统器物，才能展开和延伸。”胡项城说。例如在现代城市中，就很难按老规矩进行祭祖、红白喜事等活动。如果连乡村都完全城镇化了，那么，传统的生存方式势必走向消亡。“包括传统的仪式、人际关系乃至于宗族认同，都将不复存在。”

　　目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有限。“我们大家可以把北京故宫、苏州园林保护得很好。其实它们只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上层，而损毁最严重的恰恰是基层那部分！”胡项城要做的就是重建基层。他已在周庄、青浦、金泽等地探索多年，《这不是零》则是最新的经验总结和呈现。

　　这种理念和实践让胡项城显得与众不同，超脱了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身份。这又和他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。

　　胡项城祖籍浙江宁波，1950年出生于上海，家住静安区。“我小时候听的、说的都是宁波话，普通话听不懂。”他也经常回老家过寒暑假，那儿的老灶头、老水井他至今念念不忘。即便在上海，胡家过的也是“乡下日子”——逢年过节，父亲会写对联贴到大门两侧；清明节或祖宗忌日，全家人都要举行仪式。“文革”中大人们还把门窗关紧，领着小辈偷偷祭祖。

　　“我对传统仪式、传统器物的感情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。”很多年后，胡项城特意为儿子在金泽镇操办了一场“中式婚礼”。

　　打小，胡项城就跟着父亲写字、画画。“我家是做生意的，有很多账本，用不完，我就在空白的地方涂鸦。”那时候的账本用的可是宣纸。上学后，胡项城承担了出黑板报的任务。年岁稍长，他被送入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，师从油画家孟光。“主要是学习速写、风景。”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进工厂，负责画宣传画。

　　1973年胡项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，学习舞美、灯光、装置。期间他和同学频繁外出写生，“第一站总归是朱家角，然后往另外的地方跑。”周庄、乌镇还没通汽车，他们就乘船去，一待十来天。这段“写生岁月”奠定了胡项城一生的艺术功底。

　　1978年他赴西藏支教，教藏族学生美术。他感叹：“与其说是我教他们，不如说我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　　当时西藏尚未开发，保持着原生态。外来者普遍对藏族独特的生活感兴趣，胡项城则穿透表层深入本质。“从具体的器物和仪式到形而上的信仰，西藏文明呈现为一套完整的生存方式。知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行为在它那里是统一的。”反观自身，虽然也传承着若干乡俗，但毕竟生活在城市，论系统性无法与西相比。

　　“西藏经历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”后来胡项城在非洲南部待了整整3年，就为了系统地考察非洲文明。他慢慢地认识到，要从根本上重建传统，零星的保护是不够的。

　　支教西藏两年，胡项城回上戏舞美系教书。那时文艺界才意识到西藏的重要性，掀起了“进藏热”，而胡项城慢慢的开始进一步探索——如何将当代艺术与传统技艺相结合？他的课因此大受欢迎，学生里就有此后大放异彩的蔡国强。

　　36岁那年胡项城放下教鞭，赴日本留学。“不是公派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”理由是：“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总想到外面看一看潮流、看一看更精彩的世界。”选择日本是因为民艺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日本美学家柳宗悦边研究孔子、老庄、康德、黑格尔等中西方思想家，边收集和整理民间手工艺。“民艺”一词就由他创造。1936年柳宗悦创办日本民艺馆并任馆长，此后又出任日本民艺协会首任会长。当他于1961年逝世时，“民艺运动”的影响力从日本本土扩展到欧美国家。柳宗悦亦被尊为“民艺之父”。

　　留日期间，胡项城领略了完整、成熟并且不停地改进革新的民艺体系，颇为感慨。他也先后赴欧洲、非洲考察。那十多年，他几乎满世界跑，汲取各种艺术养料。

　　“但我关注的始终是中国。”胡项城说。出国后看了不同地域的文明，做过比较，更有助于思考“中国是怎么回事”“中国艺术家应该采用哪些方法”等命题。同时，他持续地将最新讯息传回国内。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就是他请来的。

　　2000年胡项城决定归国。“我们的传统建筑、器物消失得太快了。我不能再等了。”次年他主持了首个大型项目——青浦小西门的保护与重建。

　　小西门位于青浦老城区护城河边，有大量明清和民国风格建筑。胡项城从周庄找来一批古建筑手艺人，按传统方式修建了整整三年。“窗格、门匾、戏台全部是苏派的，屋脊最重要，每间房子都做了三次以上。”落成之日，胡项城请本地学书法的孩子写了“温故知新”四个字，刻成匾额高悬于大门口。他还在庭院内放了把纸阳伞，伞面上画着青浦的水系。

　　胡项城将这次整修称作“老房子的建筑实验”。照他的想法，复原后的老建筑不应是空壳。“楼上给学生练字，楼下店铺出租，兼具民间传统文化和市井生活。屋后的土地可以交给老人来料理，种点菜、养养鸟。”小西门将成为当地人共同的家园。

　　现实是，“共同的家园”目前空关着。由于按营造法式建造，以砖木结构为主，它被认定存在消防隐患。这问题犹如幽灵缠绕着后来的几乎每一个项目，令胡项城非常无奈。

　　汶川大地震后他赴震区调查，发现倒掉的多为廉价的预制水泥板建筑，而传统木结构建筑和高质量的现代建筑状况普遍较好，“都江堰有个老房子，躲了两百来号人。”胡项城说，传统建筑即便震倒也有个过程，足够逃生。但偏偏卡在消防安全上。

　　“过时的条例执行起来能否灵活一点？”例如，有些地方规定民居要与河水保持6米间距，“那还能叫‘江南水乡’吗？”自从启动重建项目，胡项城每天要为这类事磨破嘴皮子。

　　就在接手小西门项目不久，胡项城看中了青浦的另一处水乡——金泽镇。金泽距青浦城区22公里、上海市中心66公里，以桥乡著称。早年，胡项城多次来写生，对各式各样的桥印象非常深刻。作为水资源保护地，金泽经济发展受局限。这正好给了他空间。

　　经考察，胡项城挑选了下塘街1号。其前身为四民会馆，为传统乡村建筑群，曾被乡镇企业占据。地方落实，胡项城找来张颂仁、张颂义兄弟——前者是香港汉雅轩画廊的主人，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手；后者从事金融投资，热衷于资助艺术活动。

　　耗费约十年，“四民会馆”焕发新生。这片建筑群内，既有遵循营造法式修建的传统建筑，架构、房梁、屋檐等皆十分考究；又保留老厂房的钢筋水泥结构，但外形调整得符合当地风格。胡项城把他多年搜集的传统建材、器物也悉数挪了过来。

　　随着参与者增多，项目规模从3700平米扩展至3万平米。除四民会馆，嘉礼堂、金泽工艺馆、迎祥农场等相继建成。

　　按照胡项城的规划，四民会馆供研究机构入驻，金泽工艺馆传承民艺，迎祥农场致力于生态农业，嘉礼堂作为举办祭祖、婚丧、季节性仪式的场所。加上另几个地块，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。胡项城甚至想建一所乡村大学，让市区和郊区的师生能互相交流。

　　2011年，胡项城和乡民共庆端午节。2013年他在嘉礼堂为儿子操办了一场中式婚礼。而今年，他陆续让年轻人接手，自己则投身新项目——浦东新场镇。